人类文明发展离不开水的滋养，治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。中华文明的治水经验极为丰富，治水成果也极为深远。从良渚古城到都江堰，从大运河开发到历代基层水利建设，中国古代治理注重开展综合规划，兼顾局部与全局，强调因地制宜、顺势而为、天人合一、治水利民，追求整体化解决方案和多元化积极效应。
“因势利导”与“顺势而为”——
长江、黄河孕育了早期的中华文明。作为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重要案例，位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，城墙上开通八个水门，加之外围巨型水坝群和内部井字形内河网，不仅满足了城邦国家的农业灌溉、生活用水和交通运输需要，也支撑起早期大型都邑的营建、生产和运转。
研究显示，良渚先人构筑的人工水网连接多个山谷的水流。古城建设所用木材，有的直径六七十厘米，长十余米，都可通过水路运入城中。同时，还有一个水量相当于三个现代西湖的水库，在夏季储水，供冬季使用，体现了早期文明的成熟治水能力和综合治理理念。
之后，大禹深刻观察水势、总结治水经验，在“左准绳、右规矩”中“行山表木，定高山大川”。同时，依靠伯益、后稷等有经验、有才能的人组织开展治水工作，带领百姓“疏川导滞”，进而实现“水由地中行”“人得平土而居之”。相关治水理念被先秦智者进一步总结、提炼为“因势利导”“顺势而为”的社会治理理念。
展开剩余74%都江堰、郑国渠和邗沟、鸿沟运河等工程是春秋战国时期水利建设的高峰。吴国开通连接长江和淮河的邗沟，魏国开通连接淮河和黄河的鸿沟，使两国可以用成本更低的方式集中经济资源，并向外投送战略力量。都江堰的三大核心工程，即鱼嘴、飞沙堰、宝瓶口，成功通过流体动力学原理实现自动分流、排沙，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早的成功实践之一。郑国渠工程实现了灌溉农田四万余顷，使关中地区的粮食生产从亩产一石上升到六石四斗，有力增强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实力。
在世界历史上，中国大运河可谓古代治水实践与智慧的最高水准。隋唐大运河沟通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四大流域，连接扬州、宁波和苏州的外销港，把南北名窑的大量陶瓷运输至东北亚、东南亚乃至印度洋周边。考古活动在扬州唐城遗址、唐苏州黄泗浦港遗址、唐宋青龙镇港遗址和宁波明州港都发现了大量外销陶瓷，包括长沙窑、越窑、德清窑、邢窑、定窑、寿州窑。唐时，太湖周边一带形成了以江南运河为中心的水网。德清窑瓷器得以不断运往外销港，德清也因生产发展、人口增加而建县，体现出古代中国特色水利工程的综合溢出效应。
为中华文明积累“治”慧——
水，关乎农业兴衰、航运畅通、城乡安全。中国古人把治水视为极其重要的事务，其中蕴含着因地制宜、顺势而为、天人合一、治水利民的治国理政智慧。
一是因地制宜、顺势而为。
如秦始皇为统一岭南而修建的灵渠运河有“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”之称，跨越南岭，沟通湘江和漓江两个流域，打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。灵渠的工程智慧极高，分南渠、北渠，根据地势、地利修建了分铧嘴、大天平、小天平、泄水天平和陡门等多种工程设施。
其中，分铧嘴是犁铧形的分水石堤，可令上游水三分入漓江、七分入湘江；大小天平则是与分铧嘴相连的人字形梯形溢流坝结构，高度符合力学原理；陡门是“全世界最早的船闸”，可以“弯道代闸”。灵渠修建至今长达2200多年，仍在发挥航运和灌溉作用。
周朝，司空负责水利建设和土木营建，与司徒、司马、司士、司寇并称为“五官”，地位仅次于“三公”。战国时期，水利官职逐渐细化，有河丞、司空、水工诸多职号。秦朝统一后，在太常、少府、水衡都尉下设都水长、都水丞，主管全国性的农业灌溉和河渠修护，并颁布水利政策法规。
唐《开元水部式》是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水利法典文献。其中，首次以国家法规形式明确郑白渠水资源分配，规定灌溉一般农田、大户碾磑（以水力启动的石磨）用水和航运等事项用水的先后次序。
二是天人合一。
自春秋至明清，中国建有7000余项大型水利工程。目前，有400多项灌溉工程仍在发挥作用，有40多项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，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宏伟创造力和可持续性智慧。它们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，向自然学习、以自然为师，体现天人合一、道法自然、共生共荣。
三是治水利民。
如，吴淞江是太湖下游入海水道和泄洪通道，穿过江南运河与外海沟通。唐末以后，吴淞江常有淤积。从宋后期至元明时期，治理吴淞江成为历代官府要务。先有北宋良吏、苏州知州范仲淹提出采取“裁弯取直”，后有北宋两浙转运使叶清臣裁直吴淞江（介于昆山、华亭之间）的盘龙汇弯子。北宋嘉祐六年，官府又裁直吴淞江中游的白鹤汇弯子，以进一步提高流速和排水，减轻吴中水患及河道淤积。
元代水利专家任仁发受命治水，在吴淞江置闸十座以居其中，潮平则闭闸而拒之，潮退则开闸以放之，“滔滔不绝，势若建瓴，直趋于海，实疏导诸水之上策也”。明初，吴淞江下游百余里内几乎淤成平陆，洪涝交织。永乐元年，太湖一带久雨不停，泛滥成灾。户部尚书夏原吉前往治水，以黄浦江取代吴淞江为入海骨干水道，成功泄洪。仅用一年时间，就改变了太湖下游泄水的格局，影响深远。
来源：解放军报
作者：张晓东 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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